记者 李梦馨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1973年，甘肃省高台县，年仅17岁的赵建伟是县城里的一名电影放映员。他喜欢看电影、给人们放电影，自己却拍不了电影，就缠着父母买了一台凤凰牌的相机，拿着到处拍照，权当是过过拍电影的瘾。在镜头中，他开始重新打量世界，并从中窥见了摄影的魅力。多年以后，赵建伟扛起了多种品牌型号不一的相机，经历了那样多重要的、惊险的时刻，与相机一起成为历史的在场者、见证者和记录者。
赵建伟有多个身份：新华社高级记者、解放军总后勤部宣传部副部长，现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摄影一直是最重要的底色。他是一名颇有成就的摄影记者：香港、澳门回归，1998年抗洪，国家50周年庆典，神舟一号、五号、六号飞船发射，伊拉克战争，汶川地震……能亲历这么多的历史时刻，即便对于记者来说也是难得的，他做到了。不光如此，人们在回望过去、翻阅报纸时，也会从一幕幕经典的照片下看到“新华社记者赵建伟摄”的小字，从他拍摄的照片中寻找到历史的一抹剪影。这也是他身为摄影记者的骄傲。
很多人在平淡人生中寻求高光，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赵建伟的高光时刻似乎寻常可见。在新闻现场，他凭借职业素养，总能圆满完成任务；战场上，他更有“玩命”的精神，敢从枪口底下抢新闻，胆大心细，能靠智慧化险为夷。
生长于西北的赵建伟有着人们对那个地方惯常印象中的爽朗，他经常用幽默的语调讲述战场上那些听起来让人心惊胆战的故事。他胆子的确大，但如果仅用“胆大”来形容，未免过于单薄。是人都会害怕，都有令之恐惧的东西，但于赵建伟而言，在战场上，有比恐惧更为紧要的事情，那就是责任感，“作为新闻摄影记者，拍不到、发不出来就是罪过”。
向专业记者迈出一大步
赵建伟年轻的时候算个文艺青年，在县城里当电影放映员时，他参加了不少兴趣班：摄影学习班、绘画学习班、书法学习班等等。1974年底，赵建伟参军入伍，也把自己的相机带进了军营，成了一名宣传科干事，“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写写画画，图书开放。办好广播，喇叭要响。”
那时候的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新华社的记者”。所以，当机会真正到来时，赵建伟心里其实是没底的。1996年，赵建伟被调入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在部队的时候，他也会拍拍照片，向报纸投稿，但工作节奏远赶不上专业记者。新闻摄影要求的纪实性、新闻性和时效性，也是此前未曾专门训练的课题。赵建伟心中忐忑，默想：如果前半年不能适应新华社记者的工作，就回到原岗位。
在记者岗位上，每天都有新挑战。但对于赵建伟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头一回报道全国两会。参会前，当时的摄影部副主任还特意叮嘱他，“建伟，你是第一次参与这种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啊？”赵建伟有些犯难，不能直接说能完成，万一真出纰漏怎么办，但也不能说完不成，只好回答“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
单枪匹马上阵，一切只能靠自己。有一场活动是领导人参加解放军代表团审议，到场的摄影记者都拍摄了照片。按当时的流程规定，几家媒体的照片要先送审，最终择优选定作为通稿照片。作为新华社唯一在场的摄影记者，赵建伟的担子不可谓不重，他心想，要是选不上，不就丢人了吗？
送审的时候，赵建伟留心看了其他媒体的照片，惊讶地发现，别人用的都是大尺寸照片，而自己没经验，只打印了5寸大小的照片，跟别人的一比，显得袖珍不少。他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有不好的预感。等到所有人都把照片送审后，赵建伟被告之照片拍得不错，他惊喜之余，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当时很紧张，心想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就回老单位了。这一次突破，就是向专业记者迈出了一大步。”
摄影就是要把握最动人的一瞬
1999年10月1日，国庆节阅兵式如期举行。赵建伟的拍摄点在人民大会堂前40米高的吊车上。为了拍摄大场面，将尽可能多的方队纳入镜头，赵建伟使用了650mm的变焦镜头，还加设了一个增倍镜。小小的一个镜头，竟拍出了17个方队。后来也没能有人拍出这样的效果，这是赵建伟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新闻性、创新性、艺术性、时效性、社会效应，几个要素齐备才能算是一个好的新闻摄影作品。”赵建伟说，这张照片，基本都做到了。
新闻事件由一个个瞬间连接而成，摄影就是要把握那最动人的一瞬；而对于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时刻，错过那一瞬，就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对赵建伟来说，做足万全的准备，常常是他在新闻现场能够拍出好作品的诀窍。
2005年10月，赵建伟临时受命神舟六号采访任务。像“神六”发射这种重大报道，一般会刊发在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同时还会预留出一张照片的位置，为摄影记者“虚位以待”。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赵建伟调试了数次设备，还事先了解神舟六号飞船发射的过程，得知当天上午总共有三项任务：航天员出征亮相，出征之前的告别和最后的发射。一一踩点之后，赵建伟发现三个地点之间距离很远，为了及时赶上每一个任务，他要到了一辆吉普车，既能保证时间，还能及时给设备充电。发射现场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人怕冷，设备也怕冻，他准备了厚厚的防寒服和两条浴巾，包裹好海事卫星、电脑和照相机。一切准备就绪。
10月12日当天，赵建伟拍好航天员亮相、告别仪式的照片就赶回宿舍，用海事卫星和电脑将照片发回新华社，中间不敢有一丝停歇，空着肚子奔忙了一早上，就等着接下来的重头戏——“神六”发射仪式。
9点之前，赵建伟已经等在发射场，架设好海事卫星，将天线对准东南方向，连接电脑和卫星，调试成功后，他先拍摄了两张《神六整装待发》的照片，发往新华社。
拍摄点在围墙外的戈壁滩上，距离发射塔1500米开外，赵建伟根本听不到发射前的口令，只能靠自己掌握时间。前一天晚上，赵建伟就校好了时间，为了保险起见，他把右手放在快门上，听到巨响后，立刻条件反射地按下去，一连拍了几张。然后，举起早已拿在手里的另一台相机抓拍下竖画面，拿掉盖在设备上的浴巾，现场打开设备，编发稿件，一气呵成。等到8张照片全部发出后，赵建伟的手已经冻得不听使唤了。
原本规定的拍摄任务就算结束了，赵建伟临时决定增援着陆报道。于是，他又要马不停蹄地前往内蒙古四子王旗，第二天晚上，刚好赶上了最后一次搜救演练。
着陆当天，当赵建伟搭乘的最后一架直升机落地后，返回舱已经安全着陆。两个地方还隔着二三百米，赵建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到现场，他两肩一边背着海事卫星，一边背着两台电脑，脖子上还挂着两个照相机，负重几十公斤。快要接近时，返回舱的舱门正在打开，赵建伟赶紧把包往地上一扔，举起相机就开始拍：从5时41分费俊龙出舱，5时42分聂海胜出舱，到6时53分两名航天员分别乘直升机离开，一个多小时，赵建伟的相机记录了每一幕精彩的画面。拍完第一时间传送了照片。
这次“神六”发射、升空、着陆全过程采访报道，赵建伟共发了420幅照片。当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各地的报纸在头版头条或其他位置刊登了他拍摄的《神六平安返回》大幅照片。
回得来算家书，回不来算遗书
“由于工作，我还欠了一些账。有几家公司帮我洗了照片，做了镜框，还未付钱……请你们万勿忘记还钱，并代我致以歉意，感谢他们往日的帮助。”这是赵建伟“家书”中的一段内容，几天后他将奔赴伊拉克战场。战场上流弹横飞，生死叵测，临走前他留下了这封信，想的是，如果回得来算家书，回不来就算遗书。
时间拉回到2003年1月25日晚，中央4台正在对伊拉克危机进行24小时连续播报，赵建伟坐在沙发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身为摄影记者，他感受到一种大战将临的氛围。他掏出笔记本，写下了一封去伊拉克采访的请战书。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这样的请战书，他总共写了4封。周围人虽明白他的决心，也知机会难得，但内心深处不愿意他去赴险。每次旁人劝说，他就回答，“只要是还活着，就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这几乎成了赵建伟的人生信条。
春节过后，赵建伟一家人在海南三亚休假的时候，通知他去参加去伊人员学习班的电话打来了，他心头一阵兴奋。紧接着，就是学习发稿，学战地军事知识：防化训练、生化知识、初步医疗救助知识……
3月20日，战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发了。炸弹倾泻而下，战火很快肆虐。而赵建伟只能坐在家中，透过电视屏幕去了解这一切，因为签证一直没办下来。情急之下，赵建伟又递交了第2封请战书。几天后，当电视里播放伊拉克首都遭到两轮轰炸的消息时，他终于接到通知，先前往土耳其采访。在土耳其待了两个多月，往新华社总社再发出两封请战书，又因SARS被遣回隔离28天，漫长的等待后，6月12日，赵建伟终于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成为中国在伊拉克唯一的摄影记者。
提起在伊拉克战场上的生活，赵建伟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吃的是“危机饭”，喝的是“污染水”，吸的是“有毒之气”。战争期间，美军使用了2000磅的贫铀弹，这种海湾战争期间就曾被使用过的弹药，不光对环境的污染性极强，不少参战士兵和当地居民也在战后患上“海湾综合征”，症状包括长期疲劳、肌肉疼痛、记忆退化、失眠、肺部感染，而在当地，癌症患者、新生儿中的畸形儿比重都有所增加。伊拉克战场较之海湾战争四倍的贫铀弹，是否会让更多人患上“海湾综合征”，人们忧心忡忡。
去伊拉克之前，担心食品污染，赵建伟和同事买了成堆的蔬菜，土豆、洋葱、西红柿、卷心菜装了满满一车。水只能买进口的喝。洗漱没办法奢侈，只能减少频次，以往每天漱两次口，在伊拉克改成漱一次口。但不可避免的是，身体要整日暴露在硝烟中。
新华社巴格达分社，共有三名记者，其余两位文字记者不能擅自离岗，只有赵建伟需要天天往外跑，毕竟相机必须对准现场，不出去根本拍不到照片。战争中的伊拉克，采访极度困难。美军时常陷入游击战，人身安全很难保障，当时，已有12名外国记者以身殉职，其中大部分都是摄影和电视记者。死亡近在眼前。伊拉克电信瘫痪，美军当局的新闻中心也不见消息。而外面，天天都有爆炸，天天都有暗杀，天天都是突发事件，赵建伟决定自己出去找新闻，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
赵建伟租了一辆美国产雪佛兰汽车，雇了一位伊拉克石油公司退休工人当司机，老人已经60岁，会一点英语，对巴格达的情况了如指掌，是个“活地图”，有时身边还有一个失业的伊拉克士兵当保镖。这样一行人，每天在巴格达市区转，大街小巷里游荡。赵建伟在伊拉克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有一半以上就是坐在车上拍摄的，三分之一是在车行进的过程中拍摄的。
赵建伟的镜头里，小商贩在苍蝇乱飞、垃圾遍地的自由市场里卖羊肉串，路过的孩子只能投去羡慕的一瞥；陷入游击战的美国士兵，时刻警惕地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搜查；示威者脱掉上衣、紧握拳头、张大嘴巴、高喊口号，与美国士兵对峙；尽管已有同行殉职，来自世界各地的战地记者坚持在前线报道；商店里，中国制造的儿童自行车、康佳电视、海尔电器卖得火热；巴格达动物园、中国驻伊大使馆被洗劫一空，博物馆里上千件文物被盗；战火中坚持举行的首届库尔德造型艺术展，用艺术滋养受创的心灵……他事无巨细地向外界传递出关于战争的种种细节。某种程度上，赵建伟的镜头，就是外界了解伊拉克战争的眼睛，他必须得用这只“眼”去看更广阔的、更丰富的、更真实的、更纵深的伊拉克。
没有“玩命”的精神，出不了大成就
“在战场上，一发炮弹、一股浓烟、一声巨响、一声惨叫，都可以是重要的新闻线索。”许多次，赵建伟就是靠着这种敏感的新闻直觉，从这些信号中，发现、识别、追踪到了新闻。
面向相机的美国大兵正跪在地上，眼神警惕，枪口朝上，看一眼就极骇人。他身侧躺着一位受伤的美国士兵，一只手臂已经被炸得发焦，脸刚好被一位走过的士兵挡住了。赵建伟趁着这个机会，手按快门，拍下了这一幕。这组名为《美军士兵遭遇手榴弹袭击》的照片，是赵建伟拍下的独家新闻，后来还获得了第10届国际摄影展金牌奖和中国新闻奖。赵建伟称这是他战地采访最成功的一次，而其诞生的过程极为惊险。
那是离开伊拉克战场的前两天，下午一点左右，赵建伟正在房里收拾行囊，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传来。赵建伟立刻跑到楼顶上探查情况，不远处浓烟滚滚——爆炸发生了。防弹衣都没来得及穿，他赶紧叫上同行的记者，两三分钟后就赶到了爆炸现场。现场一片混乱，附近的居民正在紧急疏散和撤离。他迅速拍下了这些画面。
人群中，有一位美国士兵似乎受伤了，正躺在地上，身边围着几个同伴在施加营救，其中还有一位神色紧张的士兵在持枪警戒。“拍下来绝对是条好新闻”，赵建伟心想。不过，距离有些远，赵建伟挪到十米开外的地方，等待着时机。持枪士兵的目光一直在扫视，他没敢举相机。趁着一位美国士兵经过，挡住持枪士兵的视线时，赵建伟马上举起相机按下快门抓拍了四张照片，结果还是被持枪士兵发现了，对方举起步枪对着赵建伟，赵建伟礼貌挥手说“NO”，转过身就跑，一边跑一边把数据卡换了下来。
这是他在战场上总结的经验。一次外出途中，赵建伟正好碰见一个野战医院起火，就下车拍了几张起火和抢救的照片。这时，一个士兵突然冲过来举起枪，要没收他的相机，不得已，赵建伟只能把数据卡取下给了他。后来虽然几经沟通，要回了数据卡，但拍摄的那几张照片，都被删除了，赵建伟心痛不已。有了这次教训，赵建伟就学会了随机应变。
换好数据卡后，美军的装甲车和坦克已经把爆炸现场封锁了起来。围观的伊拉克人越来越多，好几位美国士兵端着枪，戒备森严。跑到爆炸点的后侧，赵建伟在人群中间伺机拍照，但一米八多的大个子十分显眼，一举相机，美军就冲着他举枪。这时候，同行的新华社特约记者贾迈勒和几位伊拉克人围起一圈人墙，给赵建伟当掩体，他蹲下来，从人们腿中间伸出相机，抓拍了美军士兵遍体鳞伤血淋淋的镜头。临走时，司机和贾迈勒还想跟美军的坦克合照，作为留念，赵建伟正要举起相机时，一位美国士兵又来阻止，赵建伟灵机一动，取下相机里的空卡给他。美国士兵看他这样主动，拿过空卡就走了。
这一趟采访，赵建伟先后换了五张数据卡，拍下了一个个珍贵的镜头，甚至不畏美军的枪，抓拍了美国士兵持枪戒严的画面。赵建伟自己都感慨，不知怎么的，当时胆子竟然那样大。
多年的新闻报道生涯，让赵建伟总结出了心得：好的新闻照片，都出自重大事件、危险时刻、艰苦环境和边远地区的新闻现场中；摄影记者没有一点“玩命”的精神，是出不了什么大成就的。
战场上，多的是这样“玩命”的时刻。待久了，赵建伟也琢磨出一些“死里逃生”的妙招。出国前，赵建伟跟朋友学了一些简单的阿拉伯语，按照中文发音背下来，并搭配一些手势，用于日常交流。左手放于胸前，说“苏克兰”是“谢谢”，“阿福万”是“不客气”。一般打完招呼后，对方的神情就会缓和许多。
无政府状态下的伊拉克，打砸抢成风，为了防止挨打，身上总要备些零钱，必要时候可以花钱消灾。或者指指身上的国旗，说几声“CHINA”，也总能有惊无险。
“镜头对准老百姓时，要尽量征得他们的同意。而对于突发事件，人多势乱之际，可以大胆趁机拍摄。对于重大新闻，无论怎样也要去拍。拍美军时，最好也打个招呼，他们允许时便不会没收器材抢相机，再给一个小甜头，一盒清凉油或一个纪念品，关系马上就拉近了。”赵建伟说。
有这些经验在身，赵建伟常常能化险为夷。他离开伊拉克战场时，需要驱车从巴格达出发到约旦，1000多公里的路程，早前就有“死亡之路”的称呼，战后又变成了“抢劫之路”。这条路上，抢劫的事件频频发生：三名中国人被抢走数千美元和其他财物；两名土耳其摄影记者的相机、海事卫星电话、钱和护照都被洗劫一空，汽车都被开跑……听说这些消息后，赵建伟和同事不敢轻易启程。
后来打听到强盗专抢劫外国人，不抢阿拉伯人，赵建伟心中有了计策。他花了20美元买来一套装束，戴上黑白格子头巾，穿上长袍、拖鞋，戴上墨镜，还特意留了胡须，只要不出声音，活脱脱一个阿拉伯人。
7月18日凌晨4点40分，天还未亮，赵建伟和同事就坐上车，从巴格达启程了。夜色中，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行驶，路上还有同行的另外三辆车，时而并排、时而拉开距离，一起壮胆。2个多小时后，天色见亮，几辆美军装甲车对出入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赵建伟突然紧张起来，自己身上还穿着防弹衣，不会被误当成美军的逃兵吧？搜身时，果真被士兵摸到了防弹衣，赵建伟赶紧解释，是怕“阿里巴巴”抢劫，对方笑着往赵建伟防弹衣上打了一拳，说“OK”，大家松了一口气。
两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了伊约边境。为期111天的伊拉克采访结束了。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看着眼前的和平、安宁，所有的血腥、恐慌和惊险都已是昨日了。回北京后，赵建伟跟同在伊拉克战斗的文字记者王波吃饭，聊起在伊的经历。赵建伟开玩笑：我看你抽屉里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里面装的是不是美元，怎么没给我呢？我还以为是给我的奖励。王波笑了笑，并说起一段往事。
有天晚上，赵建伟外出采访迟迟未归，天色黑了还不见人影。王波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急得不得了：赵建伟不会发生意外了吧。提心吊胆，王波打开了电脑，敲了几行字：几月几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建伟在巴格达不幸遇难。信封里装上5000美元，他打算带着这笔钱去出事地点和医院找赵建伟。
一直到半夜十二点，赵建伟才迟迟归来，原来，回来的路被埋了地雷，他一直等到美军排完地雷才敢行动。王波听后，没再提这件事。
明白了原委的赵建伟，心中大为感动，一时五味杂陈，说什么话都显得苍白，只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现在，赵建伟提起这件事，甚至还能幽默地调侃，“如果稿子发了，我不是更出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