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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美国著名图片编辑约翰·戈德弗雷·莫里斯（John Godfrey Morris）在法国巴黎他家附近的医院去世，享年100 岁。他的朋友兼同事、美国联系图片社创始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确认了莫里斯的死讯。他评价莫里斯说：“他相信摄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能够促使人们反对战争，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明智。”
莫里斯被纽约时报称为摄影史上最伟大的图片编辑，在图片新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职业生涯悠久而充满传奇——从二战到越战，在他70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战争贯穿始终。他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工作过，其中就包括了二战后美国图片新闻的几大核心机构。除了《Life》杂志，他还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地理》，以及知名摄影合作机构玛格南图片社工作过。 诺曼底登陆 1944年 罗伯特·卡帕摄 他在《生活》杂志上编辑刊登了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图片。1944年，卡帕拍摄的诺曼底登陆的画面，并将四卷底片寄回英国伦敦分社。然而，一名暗房技工在干燥时温度过高，毁掉了所有胶片，只剩下了11幅完好的照片。莫里斯选择了其中一张，及时送到了纽约，刊登在了第二周出刊的《Life》杂志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当时《Life》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杂志。他对卡帕拍摄的登陆日照片的编辑，引发了图片新闻历史上对图片新闻的数次持续热捧。
西贡的处决 1968年 艾迪·亚当斯摄 在莫里斯的坚持下，纽约时报使用了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拍摄的处决越共疑犯的照片—《西贡的处决》。1967年至1973年，莫里斯在纽约时报担任图片编辑，负责报纸的头版照片。那时正值越南战争时期。1968年，在他的坚持下，《西贡的处决》用于当年 2月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头图，也成为了越战中让人最为难忘的一张照片。 战火中的女孩 1972年 黄功吾摄 也是在莫里斯的要求下，黄功吾的“战火中的女孩”照片得以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冲击了民众对于越战的观点。1972年，纽约时报是禁止发布裸体照片，但莫里斯说服了编辑，把这张照片排到了头版的最下面。1973年，这幅照片荣获美国普利策奖并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
莫里斯自己也是历史的见证者。1968年6月5日清晨，他在洛杉矶大使酒店（Ambassador Hotel）目睹了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遇刺。在一次采访中他说：“（那是）我近距离见过的最吓人的事情。”他的目击记录出现在了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文章的署名也是他自己。莫里斯写道：“大使酒店里聚集的人群震惊地呆了有5分钟，当枪声穿透旁观者们的意识后，仰慕的呼喊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尖叫，把枪声都盖了过去。”
1968 年，莫里斯为《纽约时报》撰写了有关罗伯特·肯尼迪遇刺的一手目击记录。它被刊登在了头版上，标题是《肯尼迪宣布胜利，随后而来的是枪响》（Kennedy Claims Victory, And Then Shots Ring Out.）。 1916年12月7日，莫里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枫影市。上世纪30年代，莫里斯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喜欢上了新闻学，于是到校报去工作，还创办了一本名叫《Pulse》的学生杂志，风格大致模仿了《Life》。大学毕业后，他到了纽约。1938年，他在《Life》杂志社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后来他一路做到了驻好莱坞记者。二战爆发后，他到了《Life》杂志的伦敦办事处担任图片编辑，负责杂志对欧洲战事的图片报道。诺曼底登陆几周后，莫里斯亲自去了那里，亲眼看了看西欧战场，以更好地理解他在伦敦编辑过的卡帕的那些照片。1944年7月，他获准在诺曼底一带自由行动，因此他在交战区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跟随包括卡帕在内的几位为《Life》杂志社和美联社拍照的摄影师。在诺曼底，他和卡帕还险些因为一队德国兵的扫射而受伤。 “带评注的雷恩相版（Contact Sheet）”，1944 年 莫里斯对这张相版的描述如下：“制作于伦敦的一张相版，出自我在诺曼底使用的禄莱福莱相机。这些底片大部分都是我在法国雷恩解放的那天早上拍的，但卡帕曾把相机拿过去一会儿，为我在圣米歇尔山（Mont Saint Michel）前拍了这张照片。”图片版权：约翰·莫里斯 战争结束时，莫里斯离开了《Life》，又回到纽约，担任《Ladies’ Home Journal》的图片编辑。这本杂志看起来并不适合他之前倡导的那种新闻摄影，但在1948年，莫里斯说服杂志编辑刊登了卡帕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一同前往俄罗斯时所拍摄的照片。后来他还做了一组名为《人民是世界的人民》（People Are People the World Over）的系列图片专题报道。按莫里斯自己的说法，这个系列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组织举办了《人类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展览。这个展览一共选用了270多名摄影师超过500幅作品，1955年开始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进行展出。 约翰·戈德弗雷·莫里斯 出于和卡帕的关系，1953年，莫里斯加入玛格南，成为该图片社的第一位执行编辑，主要负责把玛格南的照片卖给各大杂志，经营它在纽约和巴黎的办事处，管理旗下那些行踪不定、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摄影师。1964年，莫里斯加入华盛顿邮报，任总编辑助理，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为头版选择彩色照片。该报是最早刊登彩色照片的大型报社之一。不过不到一年时间他就被解雇了——因为和一位副主编发生了冲突。然后他回到纽约，进入纽约时报，1967到 1973年间一直担任图片编辑，而这段时间正是越南战争的高潮阶段。辞去图片编辑职位后，莫里斯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图片社（NYT Pictures）的主管——这是纽约时报为了推销旗下摄影师作品而开办的一个联合组织。1975年，他离开了那里。
1983年至其后6年时间里，莫里斯一直担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巴黎的编辑。他经常返回美国给新闻摄影比赛做评审，还会去新闻学院授课。他获得过的荣誉包括2009年被授予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和2010年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颁发的无限奖（Infinity Award）终身成就奖。1998年，莫里斯出版了自传《得到一张好照片：新闻摄影的个人史》（Get the Picture: A Personal History of Photojournalism），并于200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
莫里斯第一位妻子是玛丽·阿黛尔·克罗斯比（Mary Adele Crosby），死于 1964 年，和他一共养育了4名子女。第二位妻子马乔里·史密斯（Marjorie Smith）死于1981年，是一位小学校长、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的单亲妈妈，后来因病去世。1983年，莫里斯和专门从事儿童读物摄影的塔纳·霍本（Tana Hoban）结婚。这位妻子也在2006年先他一步去世了。莫里斯的配偶帕特丽夏·特罗克米（Patricia Trocmé）仍然在世；还有出自两段婚姻的四个儿子：约翰二世（John II）、克里斯（Chris）、柯克（Kirk）和奥利弗（Oliver），以及4名孙子女。他和第二位妻子所生的两个女儿海瑟（Heather）和霍莉（Holly），一个夭折在襁褓中，另一个也在前几年故去了。
尽管对新闻摄影充满了热情，莫里斯却对自己成为摄影师不感兴趣。在2006年他就曾表示，“除非摄影师不出现，不然我是不会拍照的。” 不过一旦他拿起相机，拍出的照片又非常让人难忘。诺曼底登陆事件之后他前往法国，用一台禄莱福莱相机在前线附近拍照。这些照片直到 2014年才第一次在法国出版，书名为《在法国》（Somewhere in France），然后还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进行了展出。
去世前的最后几年，莫里斯依然在行业中很活跃，前往世界各地旅行、讲课。当今新闻摄影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他认为科技带来了很多正面的改变：比如照片拍完就可立即发送，很多触及不到的内容现在都能够报道。而对于战争增加的直面报道，他也认为是好事，“人们需要了解战争的恐怖”。
但他也注意到很多的问题。“如今缺少能给予长线项目的出版物。尽管现在照片数量很多，但能够将它们梳理通顺、讲出故事的好编辑并不够多。”对于何为一张好照片，他认为，观众在看照片时首先寻找的是照片的含义。“一张讲故事的好照片首先具备的是信息，第二才是好的构图。”
在2006年的一个采访中，莫里斯谈到了他所认为的摄影记者的基本素质。他说，时机在摄影中最为重要，不仅仅是按下快门的时机，还包括懂得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不用工作；什么时候要拍照，什么时候不应该拍。“优秀的摄影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拍人像必须用心；有一双会构图的眼睛；还要有清晰的思维知道自己在拍什么。太多的摄影师只具备其中两点，却少了第三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