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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文化”首先是中国古代修建和使用长城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中华民族精神。其中也包括依托长城所形成，反映长城内外民族特质和社会风貌的文化。长城内外不同的群族的内在精神，通过文化的传承、创造和发展，既表现出民族特色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是中国历史留存下来的标志性文化遗存，包含着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涵，这个精神内涵最后凝聚成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长城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标志。长城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史上形成的核心价值观。 长城文化有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凝聚的特点。比如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主张和为贵的文化、主张和谐的文化等，有很强的中华文化特色。这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标识。 季羡林说过“长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许嘉璐认为，长城保护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长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是一种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文化。长城从防御战争的产物到历史文化遗产，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太丰富了。从修建长城到戍守长城，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勇敢、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管历史如何沧桑巨变，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长城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和合”是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和”精神的总结。“和”是由相和的事物融合而产生新事物，是指和谐、和平；“合”是指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在承认“不同”事物之间有矛盾和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长城的历史作用，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长城内外不同民族和不同经济类型的和合过程，就是相互取长补短，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 修建长城是要限制内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限制？因为长城内外不同的政权及民族，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有矛盾有冲突。和合文化不否认，更不回避矛盾和冲突。矛盾的对立统一是要把矛盾和冲突，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冲突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使得事物的正常发展受到影响。 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事务之间的矛盾，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以求减少矛盾的破坏性。长城的修建首先是承认长城内外相对独立存在，承认不同族群之间有矛盾和冲突，目的是通过长城缓解和减少这种冲突性。 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先哲，通过对自然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得到的智慧。和合文化产生、流传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长城伴随并见证了这个全过程。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反映出了和合文化的本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都可以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认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都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洲罗马帝国也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大帝国，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帝国演变成为现在的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始终有一种追求统一的民族文化，支持着历史上各民族成员的内聚和认同。 随着人类的进步，脱离了种族和氏族血缘的关系为基础的组织框架后，民族成了一个族群共同体的标志。民族共同体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文化替代了原来的种族血缘，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基础。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的独特性；没有民族的独特性，也就没有民族政权的独特性。在中国如果没有被各民族认同的文化作为支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不可能形成的。 这种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所有成员的认同和归属。虽然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成员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矛盾、很多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发展到极端的时候还曾经发生过不少的战争。但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是不同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辽金统一北方时期，还是元、清统一全国时期，都一直坚守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一点，是欧洲所没有的。 游牧民族在对中原进行侵扰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原文化，也不断以自己的文化补充着中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融合各民族，从根本上说还是因其文化精神的深厚博大。没有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也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现在的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文化的很多内在成分，都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形态相互影响的结果。游牧民族的文化为农耕文化不断地补充着活力，使农耕文化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华文化主体部分。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经过长期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交流融会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作为两种经济类型背景下产生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得以发展壮大的源泉。中华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互相撞击，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凝聚力。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长城区域的碰撞与融合，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 这一点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的认识，总体上是一致的。国外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征服王朝论”。他在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一书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另一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 具体而言，这些认识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时期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时期则较倾向于吸收。这一观点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一些争论。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对这个观点多采取回避的态度。 魏特夫“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他对中国北方各族王朝划分的类型，还是应该予以重视。我们的学者反感“征服王朝” 的“征服”二字，或多或少反映大汉族倾向。如果将“征服王朝”这个概念，理解成为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理解成为中原地区曾经的统治状态，就大可不必过于敏感。 承认来自长城之外的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对中原的征服状态，与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无碍。台湾学者萧启庆1994的时候，就在《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中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他的这个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真是状况。 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虽然很刻意地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最终还是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同化。契丹人在与周边民族相处过程中，自己民族本位文化越来越弱，以致发展到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东西都没有了，最后失去了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契丹文化消亡了，契丹民族也就不存在了。契丹人的消亡是文化意义上的消亡，作为一个民族永远不存在了。契丹人的子孙虽然还活着还繁衍，但已经以另外一种文化形态生活，所以说他们已经是另外民族的人。 发起于长城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通过长城区域的交流或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向中原汇聚，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不断向中原汇聚与汉文化混合、融会，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和文化艺术，也包括思想制度等。比如：长城以南的广大农耕地区，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体现在文化上有一个很强烈的特征——重乡土情结。 农民漂泊在外，最难割舍的就是思乡情，故土情。古往今来，有无数的多少文人墨客以其生花妙笔抒写对故土的眷恋之情。重乡土就有一种乡土情谊的表现方式。宋人汪洙的《神童诗》中那句“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讲的人生的四大喜事中的第一项就说的是农业经济。因为要靠天吃饭，干旱是农业经济的影响巨大，所以“久旱逢甘霖”是所有农民的期盼。第二项“他乡遇故知”就是乡土情谊。
人是社会性的物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社会性的重要体现。农耕文化极重乡土情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乡本土”等语句，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农耕文化重乡土还有一个很强烈的表现，就是游子最终要回家乡，叫“落叶归根”。“根”是什么？是“家”和“家乡”，是中国人的那份对家乡的浓浓思恋。修建长城的那个年代，人就是死也想死在家乡，对今天的人来说或许会感觉不可思议。 中国人心中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感情，叫做“乡愁”。古代社会农耕民族最看重的是土地，看重家乡的山山水水，看重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长城的守军很多都是背井离乡，他们一定会有很强烈的乡愁。 明代隆庆年间由浙江义乌，跟随戚继光调到长城防线的军人，他们的后裔就留到了长城。在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城子峪的长城脚下，就有一块清代末年的墓碑刻有“金华义乌人”几个字。已经过去了近300年，这些人或许根本就不知道金华义乌在什么地方，死后还是在墓碑刻上“金华义乌人”，这就是乡愁。在长城防御中建功立业的人活着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的人生追求。 新时代的长城文化，彰显着与以往不一样的生命力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挖掘长城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价值观，向全世界展现长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建设长城文化经济带的初衷和任务。 （此文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刊发《如何理解“长城文化经济带”之概念》，作者董耀会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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